“邯鄲學步”要不得——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

　　“邯鄲學步”是我國古代的一個寓言故事，說的是有一位燕國人，聽說邯鄲人走路的樣子特別好看，就去那里學習，由于他只知一味地模仿，結果不但沒有學會邯鄲人走路的樣子，反而連自己是怎么走路的也忘了，最后只好爬著回家。這個古老的寓言包含著深刻的哲理：不論一個人還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在學習別人時，如果不能立足于自己的實際情況，探索適合自己的道路，而是完全照抄照搬別人的東西，往往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在如何對待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問題上，也是這個道理。且不說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本身就存在許多難以醫(yī)治的痼疾，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國國情與西方國家有很大不同，即使我們要學習借鑒其中的有益成果，也不能簡單地照抄照搬，否則就會重演“邯鄲學步”的悲劇，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yè)走向歧途。

　　富裕之邦=真理之地?

　　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是其組織社會生活的根本方式，對于社會的存在和發(fā)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近現代以來，少數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科技發(fā)展方面一直居于優(yōu)勢，一般民眾的生活相對比較富裕。有些人由此認為，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這些國家之所以富裕，就是因為它們的制度先進;只要照搬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我們一定也會很快富裕起來。

　　事實果真如此嗎?

　　大家知道，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能有今天的“富裕”，絕非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經過幾百年長期發(fā)展的結果，這期間既有對本國人民的殘酷剝削，更有對原殖民地和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野蠻掠奪。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fā)展史，不是一曲美妙的歡歌，而是充滿血腥、屠殺、戰(zhàn)爭的歷史。君不見，英國歷史上殘酷的“圈地運動”，使成千上萬的英國農牧民流離失所、倒斃街頭;君不見，一批又一批非洲黑奴當年被套著枷鎖，掙扎于茫茫大海的販奴船上、美洲的棉花田里、種植園主的皮鞭和槍口下;君不見，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的100多年間，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大地瓜分豆剖;君不見，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爭奪利益，瘋狂發(fā)動兩次世界大戰(zhàn)，給人類帶來無盡的災難。對資本主義國家血腥的“富裕之路”，只要回眸一望，我們就會有更清楚的認識。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否認，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發(fā)展過程中曾起過的積極作用。但要看到，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從17世紀中葉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到18世紀下半葉的美國獨立戰(zhàn)爭和法國大革命，又經歷了后來200多年的發(fā)展，才形成了今天比較成熟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在經濟上，實行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政治上，實行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制度和議會民主，形式上搞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權分立”。歸根到底，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本質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反映和維護的是資產階級的統(tǒng)治和利益。

　　從歷史的發(fā)展和現實的情況來看，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都有著種種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和缺陷。

　　比如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華麗的形式和包裝背后，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前提下的有錢人的民主。就選舉來說，“一人一票”、“機會均等”等動人辭藻似乎是說每個人都可以競選總統(tǒng)，但實際的參選者如果沒有雄厚的資金，根本不可能登上競選的舞臺。比如在美國，即使競選一個州長，沒有數以千萬計的美元拉選票，也只能望“位”興嘆。西方的一些評論家在評述2004年美國大選時就辛辣地指出，布什和克里的競爭，與其說是不同施政綱領的對決，不如說是錢袋的對決，誰籌集的競選資金多，誰就多一分勝算。當“民主”演變成這種金錢的游戲，普通老百姓已經完全出局。

　　再比如西方的經濟制度。它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少數資本家掌握著社會的主要資源，財富分配嚴重地朝有產者傾斜，并且隨著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步步演進，財富集中于少數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而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則被迫忍受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和西方跨國公司的剝削，導致世界范圍內經濟結構嚴重不合理，南北矛盾十分突出�！百Y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正是當今國際經濟秩序的真實寫照。

　　而且，即使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在具體的政治經濟制度選擇上，也由于各自傳統(tǒng)、國情和歷史發(fā)展的差異而互不相同，都是在經過長期調整和曲折發(fā)展后，才逐漸達到現在的地步。

　　由此可見，我們不能只看到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眼前的富裕，而忽略其曲折發(fā)展的動態(tài)過程，忽略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形成的特定歷史背景、文化淵源和經濟基礎等主客觀條件，忽略資本主義發(fā)展過程中的種種罪惡。

　　一言以蔽之，這些富裕之邦絕不是我們可以亦步亦趨地加以仿效的真理之地，否則，必然落得與燕人“邯鄲學步”同樣可笑和可悲的地步。

　　盲目“學步”敲警鐘

　　20世紀80年代中期，絕大多數拉美國家陷入了通貨膨脹、債務危機的經濟困境。

　　西方國家乘機施加影響，主張拉美國家進行“經濟自由化”改革。1989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森系統(tǒng)地提出在拉美國家進行包括國有企業(yè)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yè)的管制、全面實行市場自由化等10條政策主張，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用以指導拉美的經濟改革。西方國家聲稱，新自由主義是西方國家取得經濟繁榮的靈丹，也是拯救拉美經濟的妙藥。一些拉美國家對西方送上的藥方照單全收、如法炮制。

　　但事實無情，拉美國家非但沒有使經濟走出困境，反而普遍滑入更加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之中。20世紀90年代以來，拉美先后爆發(fā)了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三次大的經濟危機，每次危機都波及本地區(qū)其他國家。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在2003年發(fā)表的統(tǒng)計數字指出，拉美經濟1960年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例是8%，現在是4%;窮人人數在拉美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已增加到43.3%，其中巴西貧困人口占全國人口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