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論作為公務員考試的一門必考科目，繼承了歷史的某些元素，是對歷史科舉制度的一次揚棄。我國的科舉制度對于封建社會的人才選拔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這種制度又來源于更早的考試方式：“對策”。

　　作為一種選拔人才的考試方法，“對策”最早出現(xiàn)于西漢初年。“漢文中年，始舉賢良”，“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應試者通常把自己的見解和策見以密封的形式向皇帝呈送，其中的內容正是根據(jù)皇帝的要求進行陳述各種政見，重在提出治理國家的策略和見解。然后逐步演變成公開的問答形式，后來又出現(xiàn)了“射策”這種以抽簽方式作答的應急考試。這兩種形式選拔出了當時一些有名的輔佐之才，如“晁錯對策，蔚為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 (《文心雕龍•議對 》)

　　對于這種考試的文體特點，劉勰在《文心雕龍•議對 》中，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術，理密于時務，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這說明在當時，提出見解就必須結合時代和重要的政務，要反映出對時政的深刻理解，反對高談闊論。

　　后來，這種考試形式演變成了重要的人才選拔制度——科舉制度，應該說，在明清以前的科舉制度選拔出了大量的國家棟梁，包括像蘇軾、歐陽修、王安石、韓愈等都是通過科舉考試脫穎而出的。他們的輝煌不僅體現(xiàn)在詩詞上，更體現(xiàn)在治理國家的策見上，包括科舉考試的文章，因為具有特定的見解而被錄用。宋仁宗時期，才華橫溢的蘇軾、蘇轍兄弟到京城參加禮部考試，蘇軾當時以《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為標題，寫下了一篇應對的策論文章，被閱卷官梅堯臣認為“有孟軻之氣”，主考官歐陽修看后“驚喜，以為異人”而獲得第一的好成績。發(fā)展到明清，由于過于注重形式，科舉考試內容變成了害人的八股文，逐漸衰敗并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新中國以后，由于人才缺乏，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直接被分配到了國家機關，從事國家黨政管理工作，發(fā)揮了積極作用。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進入新時期之后，進入國家機關必須實行“逢進必考”。所以從2000年開始，國家人事部對公務員招錄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改變了以往以《公共基礎知識》為主的記憶類測驗方式，借鑒其他發(fā)達國家在公務員錄用上的一些新舉措，明確了公務員錄用必考的兩門公共科目即《申論》和《行政職業(yè)能力測驗》。2005年全國人大通過《國家公務員法》之后，《申論》作為公務員考試的一門公共科目具有了法律依據(jù)。

　　趙同勤指出，作為國家公務員考試的申論與古代的對策和科舉考試存在著本質的不同，包括試題內容、試題結構、試題要求，更為主要的是服務對象和目的有著本質的不同。但還是存在著一些歷史的痕跡。尤其是提出管理國家某一方面的主張和見解并進行深刻的論述和表達，這是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