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上，公務員工資是否上漲以及如何調整才能讓社會各界滿意，這一話題再次成為社會爭論的焦點。

　　首先，應明確公務員在社會生活中的定位。過去曾有觀點認為公務員應是人民公仆，還有觀點認為應是父母官。公仆一詞最早來源于18世紀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我是這個國家的公仆”是其座右銘。今天“公仆”被引申為公眾的仆人，泛指不講條件地為公眾服務。而父母官一詞最早來源于《禮記》，指在封建社會中，父母是子女的主宰同時又疼愛自己的子女，所以父母官就兼具愛民如子和為民做主的職責。在社會急速變遷和經濟飛速發(fā)展的今天，這兩種認知都明顯有失偏差，今天的公務員既不是低賤的仆人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大人而是社會公共管理的職業(yè)人，是社會公共生活正常運轉的維護者。因此他們肩負著更多的推動社會前進的責任和社會義務，這個定位決定了他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應該是正面的、穩(wěn)定的、理性的。這既體現(xiàn)在工作中，也體現(xiàn)在具體生活中，因此他們應獲得足以維持體面生活的社會中等以上的工資收入水平。

　　其次，要劃分出公務員的邊界。到底誰是工資應該得到調整的公務員。依據(jù)公務員法，公務員是指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根據(jù)最新統(tǒng)計數(shù)字，這個范圍覆蓋的人群是708.9萬人。除此之外，我國還有近百萬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群團機關、事業(yè)單位工作人員。事實上每次調整，都有經營性事業(yè)單位、國有企業(yè)都直接或間接調整，他們占盡了市場的好處，還擁有對應行政體系領導擢升的諸多機遇，即使是虧損企業(yè)也比對行政工資借機調整，既拿著豐厚獎金，還享受行政職級和待遇，導致社會心理的失衡。因此劃定公務員的邊界，屬于行政的在行政范圍內調整，屬于市場的應果斷交給市場去調整。

　　第三，工資調整要分層次。對于外在環(huán)境，社會整體的收入水平應該是公務員工資調整的外部主要參照系，要根據(jù)公務員的社會定位明確其在社會群體中的收入檔次。對于公務員內部，工資調整向基層一線和貧困地區(qū)適度傾斜，同時建立人大監(jiān)督的公務員目標考評體系，對公務員進行考評，并公開透明所謂“從搖籃到墳墓”的所有福利，讓社會公眾對公務員的收入與生活現(xiàn)狀有清醒認知又有即時監(jiān)督。

　　改革開放初期，“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隨著中國政治生活的進步和經濟發(fā)展，這種現(xiàn)象不復存在。我們同樣深信，公務員收入調整的困境和難題會得到有效的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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