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星的自省

華中科技大學光電實驗室的周恩波在BBS上發(fā)了一帖，打破了單調而喧囂的抱怨氣氛。周恩波的態(tài)度是：“如果一個字都不是抄的。哥們放心大膽的。就算檢測系統(tǒng)誤判，學位委員會也會糾正的。在這里擔心受怕的應該是些什么人，大家心里清楚�！�

他的帖子迅速遭致圍攻。周恩波稱，他的博士論文寫了4個月。有人回敬他：“相信大多數和我一樣的學生，在提高自己和把精力耗在一個根本不可能出太多學術價值的論文之間，會選擇前者，貌似我們有點現實，而你們有點理想�！�

周恩波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稱，“當我發(fā)現辯解的論題居然是，誠信因為其他現實問題是否可以放棄時，我覺得很可悲。也許現在社會的問題就是如此�！�

在“測謊儀”引起的恐慌中，很少有人會像周恩波這樣，進行關于學術誠信的反思和追問。

為什么要抄襲？在許多人眼里不成其為一個話題。四川大學法學院06級碩士張蕓的觀點是，就業(yè)的壓力遠遠大于完成學位論文的壓力，“現在就業(yè)形勢這么嚴峻，如果我把大量的時間用在寫論文上了，哪里還有時間找工作？”她的想法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大學生的意見。

作為傳道授業(yè)者，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副院長吳建對自身進行了反思，他認為，導師對于學生學位論文的寫作，往往在前期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另外，在論文選題上把關不嚴，有些論題顯得大而空，學生實際操作起來很難下手。

在華中科技大學舉辦關于“反剽竊”系統(tǒng)的講座時，沈陽希望學生們更多地從學術倫理的角度思考。他講了一個希臘作家把作品當作孩子的例子，當另一作家剽竊他的作品，他以偷竊兒童的罪名提起控訴。

沈陽不認為這套軟件成為反剽竊的利器，他倒是更希望它引起人們對學術道德的關注，現在看來，除去“增加了抄襲的成本”，它還遠未實現其他愿景。耐人尋味的是，作為反剽竊系統(tǒng)的研究者，沈陽卻感到自己“壓力巨大”。

全部通過

“測謊儀”引起的軒然大波，迅速轉化為一股對抗與破解的力量。在韓彥坤的校園里，在張晴的校園里，“小白鼠”們討論最多的，是如何應對這個系統(tǒng)。

有人探討抄書的可行性，覺得書不會進論文庫。其想法很快被否定，“誰能保證你抄的這本書N年前沒有被別人抄過？”

有人跳出來說，那個系統(tǒng)沒這么強大，只要把抄來的句子改成自己的表述，就沒問題了。事實上，多數人的選擇也確實是對自己的論文“大興土木”，逐字逐句地進行顛覆性的修改，勞動強度甚至超過當初完成論文。有人舉例說明，一句“物質決定意識”如何被改成了“自己的語言”——“我們知道，在物質與意識的關系上，認為后者能夠決定前者是不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者得出的結論與上述結論是恰恰相反的。前者只能反作用后者，后者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對于這樣的修改，有人認為很好，認為“避免抄襲，又多了字數”，也有人認為，“計算機不認可廢話，可能還是過不了”。一個大家公認的結論是——“論文水平直線下降”，因為要“寫出優(yōu)質的長篇廢話”。

離畢業(yè)答辯的期限越來越近。已有人拋棄掉這種“原始”的修改論文的方式，直接想出了更加高明的辦法——“答辯交一個紙質版本；給系統(tǒng)檢測的時候送審另外一個版本的電子版”；還有更高明的——把一部分文字變成圖片格式，系統(tǒng)就檢測不出來了。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沈陽并不否認，在人腦與系統(tǒng)的“測謊”博弈中，后者處于劣勢。

在四川大學，韓彥坤的論文經過修改，通過了檢測，馬平則要像其他14位本科生和20多位博士生一樣，要延遲半年答辯了。

在華中科技大學，已經被張晴改得面目全非的論文最終通過了答辯，但是被批為“毫無學術含量”。一天以后，張晴所在的院系，接到教務的通知，“全院通過論文檢測�！彼麄儗Α皽y謊儀”的戰(zhàn)績非常優(yōu)異。

包括張晴在內一批同學在QQ群里互相恭喜——“這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部分受訪者為化名）